四十多年前的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猪会教士郎士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也曾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绘制世界地图。
但无论万历还是乾隆，他们对此的态度基本都是抱着珍玩而非知识的心态。
但依靠技术壮大和获利的英国，不懂得这个古老的国家更看重的不是技术，而是礼节，那些列于回礼中的景泰蓝、丝绸、宣纸，也不仅是古老的工艺品技术，更代表着古老的传统。
这个传统即是“天下”传统，是万邦来朝的传统。事实上，在马戛尔尼带来的诸多礼物中，地球仪遭遇了明显的冷淡，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当马戛尔尼炫耀地展示地球仪时，满朝大臣看到“日不落帝国“居然占据了地球仪上那么大块的地方，他们感到的不是解惑，而是愤怒：怎么能把天朝大国画得这么小？
相对而言，久在中国生活的利玛窦无疑更懂得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制作世界地图时，他不仅将西方惯常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图改为以太平洋为中心，还把零度经线移动，意在使中国处于地图正中的位置。
但地球仪对中国世界中心位置的挑战显然比地图要大得多。它的转轴再也不可能掩饰中国只是世界上平常的一部分而已。
人们在看待外来事物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它理解为来自外部环境的特殊意味。地球仪一开始被视为珍玩，便是中国原有“天下观”里的朝贡体系的视角。
而黎汉明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一切，把中国从天下向国家转变，把中国一词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
如果他要建立的新政权还是家天下的话，不过也只是换了一个人当皇帝而已，与国家、民族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只有把家天下的中国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将来不管是帝制也好，还是其他制度也罢，都能从意识形态上根本的改变固有的观念。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