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们去法国学什么呢？”
“学什么都行，想学什么便学什么。”
这一点刘钰毫不担心，这些人接受的基础教育和从小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有很大的概率和法国的那群启蒙学者们混到一起。
历史课本上学到的一些刘钰夹带了私货的史观，以及他们特殊的童年经历，极大的可能，使得他们在法国大学毕业后，成为一群最激进的人。
不同人的视角是不同的，这也是刘钰不希望大顺这边派一些官派留学生的原因。
官派学生，必然家庭优渥，或者干脆就是皇室锋刃的良家子们，他们的屁股会歪到皇室王室贵族那一边。
如果是儒生，去了之后，看到的要么便是“率兽食人”、要么便是“无君无父”。
当今世界，还没到满清后期那种有识之士全然绝望的程度，东西方的差距也没到看到蒸汽船逆水而行而三观震裂的程度。
这时候派“有识之士”去，只会更加保守和反动，这一点刘钰心里还是有数的。正如当日他恐慌于陈震跟随齐国公使团去欧洲。
他希望法国那群坐在沙龙里扯淡的人，把他想说但又不敢在刘公岛教这些孩子的话都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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