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周边的邻居全得罪了一遍。
和法国走得近，这叫远交近攻。可远交近攻的前提是自己是个强国，弱国搞远交近攻，那是嫌死的慢了。现在的俄国和普鲁士，还是当年的俄国和普鲁士吗？
可想而知，支持他们的，都是年轻军官、年轻贵族、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最保守最爱国的农民。
卡姆比尔等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盯上的就是国会中的激进派，希望他们在国会中取胜，支持他们，以换取他们的回报——至于瑞典被俄打、被英嫌，那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钱，去英国去荷兰去俄国，不一样当大爷？
况且，卡姆比尔本来也不是瑞典人，而是一个英国人。
趁着二月份还没到，商船还没起航的机会，卡姆比尔又匆匆返回了斯德哥尔摩，找到了激进派的领袖人物卡尔·吉伦特博格。
三年一度的国会就要召开，卡尔也是志得意满。
他的支持者们，学习英国人内战时候戴假发和不戴假发的方式，戴着与保守派截然不同的帽子，利用不准写国事不准出书的审查制度，到处煽动对俄复仇的演讲，取得了大量的支持。
他有信心，在这一次国会中，干掉保守派的阿维德，自己成为国务大臣。
而且，不久之前，法国特使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法国和大顺的外交十分顺利，具体谈了什么不能说，但是十分顺利。显然，这意思是说法国和大顺在合谋对付俄国，反正大顺不可能派军舰来打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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