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姆比尔又道：“我们的资本，比起荷兰和英国，差得太远。英国和荷兰政府是有规定的，禁止私人从事东方贸易，只能由东印度公司从事此项垄断。”
“这就导致本公司的经营，有很多的特殊之处。要对客户的资料绝对保密，也要对股东的身份绝对保密。”
“虽然我们每次航行之后都销毁账本，但是，国会中很多没有机会入股的，都心怀不满。都希望也分一杯羹——虽然在一开始，他们是反对的，但现在他们没有账本，也能估算出我们的利润有多高。”
“如果开放给你们参股，国会里一些没有入股的人，一定会反对的。这真的很难办。”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瑞典在四海之内，自然这句话在斯德哥尔摩也是有效的。
一旦允许中国股东参股，瑞典国会里很多没有入股的人，就会质问：为什么宁可允许外国人入股，也不允许我们入股？为什么东印度公司的账目不公开？为什么不给我们入股的机会？
大好的赚钱机会，宁与友邦，不给国人？这算什么？
本来这种呼声就有不少，入股的除了瑞典大商人和贵族，便是英国和荷兰商人，账本是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的。
冒着本国国民禁止参加亚洲贸易禁令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没办法在法律地位上撼动东印度公司的存在，都将希望放在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上。他们给了王室很大的支持，也贿赂了不少国会成员，虽然用掩耳盗铃的方式销毁每一次的账本，可哪怕掩耳盗铃也是有效的。
现在如果允许中国商人参股，连掩耳盗铃这一步都不做了，必然会有大量的国会内的“便帽党”，要求公开公司的股份名单，驱赶那些英国和荷兰的股东，方便让自己参股。
考林·卡姆比尔很清楚，国会里的那些反对派，会找许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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