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刘钰解释了一下钱都省在了哪，皇帝笑道：“江南的漕米，沿着运河走，京城要一分，百姓负担不下四分。征伐准噶尔，十成军粮，到了前线也只能剩下半成。一两银子一石的米，运到阿尔泰山，折算下来竟要二十两银子不止。”
“这征伐倭国，鹰娑伯给出的海运损耗，是十成取一。倭国相隔数千里，大海相隔，竟和从京城出兵打到张家口差不多？”
刘钰心道，战争花钱的大头，永远都是后勤。你从北京打到张家口，这粮食的消耗，还真不一定有从松江运粮到长崎多。再怎么说，南洋的商人可是能从暹罗运米去广东卖的，还有不少赚头。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大海面前，已经不怎么对了。
又想，你要是当初征准噶尔的时候，规定运到哈密的米价是二两一石，商人早就吓跑了。但你要是打广东，告诉商人不管哪来的米，二两一石船到付款，只要有制海权，海商能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去南洋买米。
鸦片战争的时候，从英国和印度运兵，打了两年，加上工资和新造的一些特殊船，一共才花了1200万两而已，这里面还把当兵的工资算在了里头。
从大顺去打日本，又不求占地，又不求统治，距离又近，把之前造舰、军改的钱都刨除在外、也不算军人的军饷工资，二百万两绝对足够。
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征倭一战，朝廷最头疼的后勤问题，“承包”给了贸易公司，朝廷一分钱不用花，所需的只是两年的对日贸易垄断权。
而之前刘钰插手之前，就大顺海关的收税水平，和走私横行的状态，对倭贸易的海关收入，一年也就大几千两银子。
对日贸易不是刘钰开创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钱能流入到海军、作坊、军工等方向，则是刘钰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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