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理想化”这三字等同于扯淡。理想化的仁义，带来的就是现实的不仁义。
这是为什么日本非要锁国、非要搞一土一作制、非要压制商人的原因；是为什么前明一开始就把天下设计成一个几乎不流动的大农村。
这也是为什么刘钰极端、极端害怕国子监的儒学学生去欧洲的原因，更是非要派威海一批没学过儒学仁义的人去革命老区巴黎的原因。
启蒙思潮派别很多，但儒生的儒学仁义的文化基因，注定了他们天然最亲近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中的经济浪漫主义，也就是空想小资社——把萌芽快要长成的大树非要塞回胚芽里的派别。
那是让正统资本主义，以及正统科社马恩联合一致，恨的牙根痒痒的派别，而上一个获此两家联合反对之殊荣的，还是正统封建主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基因决定派别亲近。
不是仁义不好，而是正统资本主义是真不仁义，吃人的效率可比小农经济四百年才循环的速度快多了。
一旦接受，融汇中西，仁义加天然亲近的“经济浪漫主义”，这路就要彻底走歪了。
刘钰不想让大顺出现这种“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的路上，那就只能尽可能对外扩张，用对外扩张来分担初步工业化的痛苦，把痛苦转嫁给外部一些。
逐渐把这个可以把大顺的命要了的怪胎养起来，在有能力吃人之前，不要让皇帝和朝廷看到它的獠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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