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先行探路者的归纳，把玩着这几件尚蒂伊软瓷工厂生产的瓷器，刘钰又想着杜普莱克斯的请求，心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滋味。
科尔贝尔死了快六十年了，至今依旧影响着法国的经济，影响着中法之间的贸易。
甚至可以说，这厮的一些政策，也对历史上的红溪惨案有一定的促成——他临死前制定的黑奴政策，和鼓励殖民地种糖的法令，以及大造海军、维系海上霸权的底蕴，几十年后开花结果，使得海地成为了欧洲糖的最大来源地，再加上他制定的“高关税保护政策”，荷兰又没办法用炮舰让法国开关，对导致了巴达维亚前期无序扩张的蔗糖业出现了严重的“过剩危机”是有极大影响的。
包括法国现在仍旧维系的“行政海军、文官掌军”、法国和中国的贸易额始终上不来、法国自己搞的一整套“进口替代计划”等等，都是其余荫。
站在大顺的角度，刘钰相当相当地认可很多年后，不能呼吸事件后，科尔贝尔的雕像被人推倒的举动的。
可凡是他在欧洲反对的，多半都是有水平的；他在欧洲支持的、点赞的，多半都是蠢货。
这些政策确实让刘钰现在非常的难受。
不是说往法国卖货这事，实话来说，他就根本没指望能往法国卖货。法国人养蚕的水平很高——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其中之一叫“里昂【丝织】工人起义”；提起英国人想到茶，提起法国人想到的则是咖啡。
他这次来法国，既不是来谈合作的、也不是来谈利益交换的，这都不用谈。真正要谈的，是战后分赃问题，也就是怎么处置荷兰的问题。
荷兰，是大顺打开欧洲市场的钥匙，也是打断脊梁之后最适合作为买办的国家。荷兰的工业，已经完犊子了，转型成专业买办，没有任何的内部阻力。
分赃，才是要谈的重中之重。和法国压迫性的贸易政策，对将来分赃一事怕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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