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啊。荷兰人的强迫种植制度，确实能弄到钱。”
“真的，而且也便于统治。你说让村长代收，完成标准后多收的，还给分红。那爪哇的村长不就和咱们站在一起，刮村民的钱、逼村民种更多的能卖钱的东西，咱们低价收回来。转手一卖，不都是钱？”
也有那么一两个还有些良心的，低头道：“那咱们当初起事喊的口号，不就成说话当放屁了吗？”
“这制度不好，你们在勃良安地区也看到了。村长欺压村民，砍手砍脚，逼他们多种靛草和咖啡，再用极低的价格卖给荷兰人。弄得咱们喊出废除强迫种植制的口号后，百姓们赢粮景从。”
“这事儿……我就觉得，真要是干了，良心实在是过不去。”
爪哇等地的农村，和大顺不一样。他们还是以村社为主体的，村长类似于大顺这边的宗族族长，但也只是类似。
可以说，不动刀子的情况下，搞不定村社的村长，就搞不定土地问题。
在万隆地区起事的时候，简单。刀子在手，起义军都是外来户，和本地完全没有利益瓜葛。
村长敢反对、本地的封建贵族敢反对，先问一问归义军的刀子锋利否？
但从起义军招安为归义军、又从归义军的头领变为爪哇都督，就不得不考虑爪哇的稳定、与村社村长和本地贵族合作，否则的话，只怕烽烟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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