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来到巴达维亚之后，远在异邦，按说能够觉醒“我是谁”这个概念。
但巴达维亚的情况又不一样，糖厂的承包者，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华人；甘蔗园的监工，基本也都是华人；给他们钱币不给铜钱银币、警告他们敢闹事就去巴达维亚举报说他们没有居留许可证、没居留许可证要被荷兰人抓去服劳役到死的，还是华人。
这种情况下，让他们自发觉醒自己的民族意识，那是扯淡。如果把糖厂承包者都换成荷兰人、把监工和不给他们钱的老板都换成荷兰人，便可能觉醒。
但有些黑色幽默，历史上红溪惨案发生前后，对居留证审查不严，每年过年要把钱币代币兑换成铜子回家的要工钱大戏开唱的时候，能主持这个公道的反而是荷兰人……虽然大部分时候都会收钱向着糖厂老板，但偶尔也会有那么几个秉持法律和公正的人。在百姓默认当官的都是王八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时代，稍微做那么一点点正常的判定，也会被歌颂传唱。
很神奇或者并不神奇的是，这些奴工和那些和他们一起干活的爪哇人的关系相对更好一些。反倒是那些和他们一样黑头发黑眼睛的糖厂承包者监工等，和他们的关系很差。
他们起义的原因，用史书上的一句话就能解释：【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因为传闻荷兰人会把没有居留证、没交人头税的人，送去锡兰。但实际上在船到了海上后，会直接把人扔到海里。
可以想象，在起义初期，他们对朝廷是什么感觉。一群人能说出诸如“他李自成能起事干一番大事，从个农民当了皇帝。他李自成干得，我等缘何干不得”这样的人，对朝廷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
但这种态度，伴随着朝廷干涉巴达维亚的移民政策、朝廷作保迁徙锡兰、皇帝用内帑给交了三年人头税一事，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们的心态，渐渐变成了“皇帝和一些大人是好大，但一些奸臣不干正事”。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这是他们能够心向朝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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