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于明末文人“空谈心性、不干正事”的行为深恶痛绝,以为此是明末乱局的根源。
顾炎武说的还客气的,说以一个人改变天下的风气,宋时有王安石的新学,今有王阳明的良知。想要拨乱世反诸正,只能待后来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气,称呼王阳明为“江左王氏”,说他阳儒阴佛、诬圣邪说。要对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着悟道成圣负责。
王安石的评价,一直都是人品过硬、才能过硬,但是带坏了风气。这些人化用此事让王阳明背锅,一脉相承,认可其水平,但总需要一个背锅侠。
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发现朝廷居然在武德宫以及下属的营学,复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释。
舆论渐渐转向,转而又去让朱熹背这口大锅。可有想让背锅的,就有想让其不背的。
明末心学打开了理学的禁锢,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享乐主义、放纵主义,道德沦丧等等问题。
物极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认为放纵是不对的,应该加大道德主义,理学礼教不但不应被废,还应该加强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华传播,一部分人又想着“以耶补儒”,把天主教十诫和礼教融合起来。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华打不过儒家,我还打不过佛教吗?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为和儒家关系最近的补充呢?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