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意味着，这位中国的侯爵，在向整个欧洲宣告一件事：在遥远的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可以利用他们的金银、贷款、债券，来影响欧洲的局势。”
“而外交信誉，将决定日后这个东方帝国的态度——他的演说说的很清楚，他可以理解为了利益而发生的战争，但却不能够忍受没有外交信誉的国家。战争总会结束，盟友和敌人因为利益而不断变换，但外交信誉却是永恒的。”
“我们必须考虑到，100年前，东印度公司对台湾、舟山、澎湖的入侵，使得中国官方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好。”
“他说的民间和商人的态度，对我们似乎很好，但要考虑一件事：大顺帝国，并不是一个荷兰式的寡头摄政主导的共和国，他们的商人，在朝廷中毫无地位。”
“如果我们表现出了背盟、违约之类的事情，损害了外交信誉，英国法国这些竞争者本来就对我们中伤诋毁，而这位侯爵大人亲眼目睹了我们违背条约的事，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此时的大顺，不再是那个对欧洲只留有传说、却不见真容的帝国。
通过对俄战争、对准噶尔战争、对日战争这三件大事，以及护送瑞典俘虏、使节团出访欧洲，再加上刘钰花了一点钱支持印第安人和斯图亚特王朝的事，让欧洲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这个遥远的帝国的触手，可以伸到欧洲，并且绝对不能无视这些触手。
这是安东尼·海姆这番话的重点，要考虑外交信誉。要维系外交信誉，就要履约，就得扩军、加税。
总之，还是在为加税做铺垫。
然而，在场的人，立刻抓住了机会，假装听不懂安东尼·海姆这番话的重点和铺垫。
反而借着这番话，将议题从加税扩军，引导到了对华谈判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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