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倒是出现了一波永佃、减租、减息、不为奴的风潮。
不过那风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动的,而是佃户、奴仆们直接抄家伙,趁着“天地翻覆”的机会,拿刀子逼着地主们逼出来的。
然而乱局结束之后,士绅们又撕毁了当初逼出来的契约。
或曰:“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
大顺内部其实是个内部割裂的社会。
华北地区、北方大部,经过明末长久的战乱、拉锯、起义、反抗、屠杀,如今基本还保持着小农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地主不是非常多。
运河地区,因为长久的水患,民风凶悍,贼匪太多,动辄出现天灾之后,打着“孔老二被困陈蔡的时候,从叫花子祖师范丹手里借过吃的,但是他妈的日后也没还。现在我们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孙,让你们这些孔老二的徒孙士绅还点钱、还点吃的,父债子偿、师债徒偿,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这样的口号,靠着底层宗教组织起来,乱成一团。有些地方士绅不得不多有让步;有些地方则是士绅就是贼匪的头目,搞出什么佃户避讳、除夜权之类的魔幻情况。
过了江淮,江南地区,大地主、大庄园就比较多了。明代流下的蓄奴习俗、大量的兼并的土地、绝大多数人是佃户。这和北方、尤其是华北、西北等大顺当年杀人比较多的地方的经济基础,就完全不一样。
再往南,宗族势力强大、基督教传播日凶,大量的被宗族欺压、被吃绝户的人,都是暗地里的基督徒。土、客矛盾,宗族械斗,也给了宗教极大的可乘之机。加之对外贸易中心北移,出现了许多的失业者,宗教这几年着实泛滥。
这种基本被撕裂的社会,隐藏在大顺开疆拓土的盛世之下,都是潜在的巨大危机。
危机之下,便是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阻碍。
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注定了许多商人本身也是囤地的大地主。这就使得他们在本地的关系网很深,对于囤地收租这种事也非常熟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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