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徐昌带着人绕到庄后去，徐平也带着其他人回了庄院里面，等着给他们接风。
这便是一个村子兴起的过程。最开始大户贪图朝廷的优惠政策，花钱作本来开垦荒地，招的都是无牵无挂工期可长可短的人，住的也不讲究，都是在一起马马虎虎住下来。庄子有了起色，便就要做长久打算，招一些长期的雇工，帮他们把家安在这里。再过十年八年，荒地都成了熟地，招雇工来干活就不经济了，便就把地租佃出去，主人只是收租。
按宋时的政策，雇工和佃户都是客户，赋税都是主人负担。
时间过得再长，很少有地主能保几代富贵，地便开始一点点典卖，有的客户慢慢成了主户，村落便就正式形成了。
这两户人家虽然也是徐家的雇工，因为都懂种水稻，算是技术人才，徐家给的待遇也优厚，甚至给他们起了新家。随着他们的到来，徐平的这处庄院也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徐家庄。不再与那些散落的农家那样，叫起来都是槐树下的李家，河东头的赵家这样没个准数的名字。
这个时代大家族聚居的乡村宗族社会非常罕见，与徐平前世的乡村组织倒是差不多，在开发成熟的地方，都是各户杂居。由于村落规模都小，没有村一级的基层组织，上面是乡、管，协助官府管理的是里正、乡书手和耆长，繁华的乡、管升级为镇，派有管理官员。
由于宗族社会没成形，地主和自耕农甚至佃户的身份变化剧烈，此的乡村与后来的明清时期有很大不同，好的说法叫有活力，不好的说法叫不稳定。这一代是地主，下一代就可能给人当雇工，富不过三代的状况很普遍。比如这处庄子叫徐家庄，过上一百年庄里可能一户姓徐的都没有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朝廷政策是最大的推手。
徐平前世从课本上学来，宋朝的统治阶级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大夫是大地主和普通地主，皇室是最大的地主，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现在他来到这个时代自己成了地主，对这个说法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宋朝对乡村的官方政策，从赋税到差役，全部是以打击乡村大户为目标的，而且没有理由，就是赤裸裸地全方位打击。能够在乡村保持百十年富贵的，都不是寻常人，不是普通人家。历史学家谈到这里，都会打个补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实际施行时地主阶级都会把负担转嫁给下层农民，更进一步地拉大农村的贫富分化。徐平只能说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经病吗？为了维护那个臆想出来的地主阶级，却要搞出一堆打击地主阶级的法律条文。
实际上宋朝是惟一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但土地兼并程度也是历代最轻的。因为朝廷不抑制兼并，但打击兼并成功者。
按照律法，农村的负担几乎全部都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土地越多，负担越重。此时乡村又没有宗族这个怪物，又没有身具特权的士绅，就连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被限制，不同级别的官员可以免家里不同人数的赋税，但只要没到中高层，能把自己家里人免了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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