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默默点头，是啊，打了这么多仗，立下如许功劳，自己也该捞个好差使，当回好人了。军制是一定要改的，而改军制，就涉及到原来的禁军以后的生计。你真敢不考虑这些人向何处去，不给他们安排出路，大刀阔斧的改下去，就必然会出乱子。堵不如疏，而疏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不顾一切地莽一波，那样做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官府是干什么的？前世的课本上说，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暴力机构。这话说得不完全，政权除了维护阶级统治，同时也调和阶级矛盾。当然换一种说法，调和阶级矛盾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看怎么去理解。但不管怎么样，政权必然是要担任这两种角色。一方面维护统治秩序，保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同时对统治阶级进行压制，使剥削限制在一个水平上，不致于使天下失序。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政权当然代表了统治阶级，不然从何而来？去代表被统治阶级，这政权自然也就被推翻了。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几千年来，有农民起义的实践，有理论家的推演，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那么就只能维持这种结构了。不要以为古人不考虑这种问题，消灭依赖于土地的剥削制度，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从来没有停止，徐平门下就有李觏和张载一直坚持。只是历史的现实，告诉人们这样做不行罢了。前世的土改不只是均分土地，那些与土地制度相关的措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全部实践过了。真正让土改成功的是与土地无关的配套措施，伴随着的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伴随，土改不成其为革命。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为土改是封建社会的屠龙技，却不知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屠龙技。
宋人常说，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无非是一二大臣。坐到了这个位子上，就要有这种自觉，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多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靠一靠，就是好人，这是中国人一直坚持的文化传统。或者说，偏向维护统治秩序，是法家，偏向调和阶级矛盾，是儒家。
中国文化比较早熟，先秦诸子几乎向每个方向做了探讨。法家的本质不是法制，实际上当时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天下整齐划一，治理国家社会只要严刑峻法即可，不需要调和。儒家的本质也不是人治，而是对统治者限制，讲的是阶级调和。先秦诸子讲天下大一统的，就是儒法两家，道墨则讲分而治之。秦朝完成了中原政治上的统一，汉朝完成了文化上的统一，封建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深刻影响后世的就是法儒两家。政权的两面性，决定了这两种思想必然并存，儒皮法骨是必然。
历史上儒法两家都讲规章制度，真正执着于用法制来治理社会的，最早是用法家制度的秦，另两个是儒家占上风的汉和宋。法制不法制，不是法家和儒家区分的根本，根本是法家强调维护统治秩序，儒家则讲阶级调和。至于人性善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都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延伸出来的细枝末节。
当认为国家已经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需要再调和的时候，便就会推崇法家，“劝君少骂秦始皇”。认为人性没有善恶，人与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顽固地没法教育的，就是敌对分子，敌对分子越来越多，法家的高压就出现了。当认为天下整齐划一没那么重要，出现矛盾就是调和不到位，便就一切和稀泥，万事和谐。
徐平两世为人，还没有见到彻底不需要调和的稳定社会，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他来当政，调和必不可少，儒家这张皮不能丢。而秩序要稳定，中央集权必不可少，法家这副骨架也不能丢。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偏一点，施政的手段以压制剥削阶级为主，就是以儒家为主。
只要是阶级社会，政权就有两面性，一面是维护统治秩序，一面是调和阶级矛盾。
政权中的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统治阶级，只要进入这个系统当中，以前不是，以后也就是了。但是这绝不等于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的本身，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还有由于身份带来的责任。事物要一分为二，不然看不清楚，政权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什么都讲哪个人的利益是什么，不遵从自己利益行事的都是被忽悠了的傻子，这样的人，是统治阶级混进政权队伍的投机分子，纵然能得逞于一时，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掀翻。
讲一切都是假的，唯有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这才是天地真理，就是混入政权中的一部分投机分子，不满足于做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而是要从统治阶级中超脱出来，收统治阶级的手续费和利息。如此自然会形成一个超脱了阶级的利益集团，会加重剥削，这加重的剥削终将会传导下去，让下层受到的压迫更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加重的剥削必然会引起动荡，利益集团要增加力量，就要拉更多的人进入，从而让剥削再次加重。如此恶性循环，最终会掀起滔天巨浪，把一切都撕个粉碎。
中国文明是唯一传承不断的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每次跌倒都能够爬起来，还因为一直传承有序。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到阶级社会，这个发展的脉络从先秦诸子起，一直都很清楚。中国的文人很明白，社会是怎么发展的，是怎么从家聚到部落，怎么从部落聚成邦，怎么从邦聚成国，怎么从国成为天下。他们的立论，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发展的基础上，这个脉络并不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重新发明再传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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