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结构中,立场是位于政权属于谁之下的。为了政权生存,统治者一人敢于挑战整个剥削集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当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外部矛盾容易掩盖内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临社会危机时向外转移矛盾作为当然之理。时代不同了,这个当然之理也不是当然之理了,向外转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必须想办法对内解决社会危机。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来的全球**潮正在退去,处于时代的尾声,每一个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经是逆大势而行。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应对内部危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大势。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抽身得越早,损失越小。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局面,去乱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会显得很可笑。虽为小邦,而心怀天下,就说的是这种政权。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声,徐平的这一世,正当浪潮正盛的时候。扎紧篱笆,坚定地在浪潮中岿然不动,接下来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汉人的。卷身到这股洪流中,贪小利忘大义,徒然把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击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费国力,浪费民族的发展机会。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体,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皇帝的责任,就是使这个治理国家的群体,立场永远在被剥削者这一边。皇帝失去了立场,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失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识形态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徐平一直讲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则是公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过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则是封建思想,把自己当成了郡县的主人。
政治结构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错,导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这个政治原则,是为了体现皇帝与士大夫的主从之分,确保政权的立场。体现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减刑免税之类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来并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归于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减刑,因为不是示恩之举,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为疏决。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