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看着眼前浩瀚的金明池，想了一会，点头道：“既然徐待制已经把事情都想的清楚，想来是有几分把握。这样吧，过两天我上个奏章，提请此事诸司集议，如何？”
“好，如此最好，话说在前面，总好过到时七嘴八舌。”
徐平知道范仲淹的意思是相关几个衙门聚在一起，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防范的措施全都一一讲明白。这也不是坏事，徐平并不反对。再者说了，范仲淹只是判国子监，又不是宰执，他的奏章上去有没有人理还是个问题呢。
大的政策变更自然是会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好有坏。哪怕是同样的处境，对有的人来说是机会，对有的人来说却是人生绝路，并没有一定之规。
人生不可能千篇一律地都算好，社会也一样是这样，执政者只要把握住大的方向，其他的便只好因势利导。让好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让弊端控制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三司总揽天下钱粮，不管商业农业，手中握有一些实业都是必要的。不仅仅是其利润可以补充国库，而且还可以引领行业的技术进步，甚至调节受雇佣人的待遇。这就是一个缓冲器，可以减少原先的农业社会受到的冲击，缓和社会的矛盾。当然，如果三司办的农场里庄客的待遇还不如其他人家，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管理的官员要砍头了。
本来朝廷握有这些实业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容易明确追责，管理的官员有配合朝廷政策的义务，做不到就要受惩罚。而不像对私人农庄，不管要求他们做什么事情，损坏了他们的利益便掰扯不清楚。
徐平仔细想想，这么多年，除了邕州的蔗糖务，鼓励开大型农庄是自己提出来对这个社会的阶层变动影响最大的政策。邕州地处偏远，再怎么折腾也没有人关心，现在回到京城就不行了，稍微有点动静就有无数的人盯着。
（晚上还有一章，不过今天状态不好，头一直昏昏的，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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