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以史为鉴，就是因为历史这个玩意，就是一根螺旋式上升的弹簧，有时候看着就会发现似乎低下和上面，都有一根映照出来的影子一般。
由阶级而制定的律法，本身就是政治形态一个非常严肃且庄重的展现，哪里能够漏洞百出，随意对付，甚至是可以视之不见，肆意解释？
可是问题是，封建王朝之中，就是这么糊涂。
就像是某某专政制度，具体不是看摆在上面的名头，而是要看具体代表专政的那些人的构成，大地主阶级占据主要地位，就是地主阶级专政，纵然叫一个古典皿煮宫合制，也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专政，如果说是大资产大企业家占据了代表席位的多数，那么就是……
那么，郑县出了问题，是不是斐潜治下的所有官吏都有问题呢？
也不见得。
但是郑县的事情，却展现出了一个横贯古今中外的历史性的问题。
其实，在贪腐官吏这种最终形态出现之前，还有一个中间的过度状态，就是所谓的怠政懒政。怠政懒政的官吏是不是腐败的官吏，未必能算，但是怠政懒政确实是一种常见的形态，造成的各种后果，也不见得比腐败的官吏好上多少。
怠政懒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想背负责任，利益倒是其次的东西。
就像是后世疫情过后，各个高校开展的所谓『封闭式的管理』的官吏，若说其全数都和高校内部的商贩食肆有利益往来。似乎不是很恰当。或许其中有一些有这样或是那样的利益关系，但是要说全部都有，未免有一杆子打翻全船人的嫌疑。
因此更多的是因为尚书台没有下达明确的政令，那么地方官吏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自然宁可选择怠政懒政，至于百姓方便不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和头顶的进贤冠比较起来，那个更重要，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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