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党锢的导火索，就是一次大赦。
桓帝在位的延熹九年，河内方士张成，得知朝廷要公布大赦令，便纵容儿子去杀掉仇人。他儿子就去杀了，而且在杀人之后也不跑，主动等着官府前来抓捕，甚至宣称表示，他自己会没事，朝堂当有大赦云云。
结果当时处理此案的是李膺，他愤怒不已，认为这是奸猾之辈，不可大赦，于是即便是收到了大赦诏令，也是处斩了张成之子。
而且这么干的人也不仅仅是张成一个。
宦官赵津、侯览等人的党羽，张泛、徐宣之辈也是同样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不仅是李膺，还有地方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人也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
宦官和张成等人，自然非常不满，于是宦官出了个主意，让张成弟子牢修向桓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往来频繁，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接到牢修的上书，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
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桓帝更加愤怒，便把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狱。这件案子所涉及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和陈寔、范滂等200多人。陈蕃因上书极谏，以『辟召非其人』之罪，被免官。
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当然，恒帝并非是为了张成之子打抱不平，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相权』驳回『皇权』，使得『皇权』感觉受到了欺凌，从而发动的反击。而后皇权甚至还特意再次下发大赦，并且注明了『党人不赦』，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权威性。
荀彧自然也是知道这一个事情，只不过当前大赦有利于曹氏政权的统治，所以荀彧就用了大赦作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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