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李参一头雾水，“敢问待制，这合作社到底是个什么？”
“这个——这么说吧，譬如童七郎留下的窑口，除了去了一个童七郎，实际上原先烧瓷的人都还在。若是这些窑工如同先前一样干活，瓷器还是能够烧出来，还是一样能够卖出去，还是一样有钱收。李通判，是不是？”
李参点点头：“待制说的不错，但烧什么瓷，烧多少，怎么定价，怎么收钱，如何发工钱，都得有个主管说了算。若是没有这么个人，别说是窑工自己，就是出了事情官府也不知道该找谁，不是成了无头公案了吗？”
“不错，所以要有合作社这么个地方，把这些事情担起来。”
徐平明白，李参最关心的，不是窑场里怎么组织，怎么生产，怎么分配利润，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人能够负责跟官府打交道。收税要找到人收，不缴税要有具体的人关到牢里去，各种赋役要能正常摊派下去。至于其他的，官府哪里会操那个闲心。
这个主意也不是徐平心血来潮，是他长时间思索的结果。自己要推行大农庄大商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小农户小手工业者应该如何面对冲击？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互助合作社，今天李参问起，徐平突然就冒了这个主意出来。
长时间地在农村工作，徐平跟很多农村合作社打过交道，相应地也对合作社的历史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了解。
合作社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小生产者小农户为了应对商业资本的冲击，而自然而然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早的合作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地方，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也正是因为其有效性和普遍性，出现不久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在徐平前世生活的年代，发达国家的小生产者和家庭农场依然是靠合作社参与经济活动，而在中国则刚刚起步。
当然，中国的合作社有着不同的历程，最早与英国一样是从消费合作社起步，应对商品经济的冲击。但由于具体的国情，一直发展得不快。而到了解放后则又发展得过快，实际成了实现公有经济的过渡，发展过程并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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